男多女少竟让中国人越发爱存钱？
文|魏尚进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在2021年5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里，我们看到全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490万。在绝大多数国家，年轻人中男女人数基本相当，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主要就是年轻人口男女比例的失衡。从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例看，当前的失衡情况已经有所缓解，但失衡的态势还没有消失。
年轻人性别失衡，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它对经济增长、储蓄率、贸易顺差、房价等多个问题可能带来巨大甚至意想不到的影响。我们先从性别失衡对中国人关注的储蓄影响讲起。
▲图/新华社发
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即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一直位于世界前列。如果将负债考虑在内的话，美国的家庭储蓄率接近于零，而亚洲国家的储蓄率比较高，大概是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超过百分之三十，比以高储蓄率闻名的其他东亚与东南亚国家还要高。
但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并不是从来都这么高，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和其他东亚国家相比差不多。农村家庭储蓄率是从1990年的11.6%上升到2007年的29.1%，城市家庭从15.1%上升到31.9%，也就是说，在此期间中国家庭的储蓄率相当于翻了一番。
▲图/新华社发
为什么在2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居民储蓄率翻了一番？传统的储蓄动机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因此，我和张晓波老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提出了“竞争性储蓄率”的概念，我们认为竞争性储蓄率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竞争性储蓄指的是通过积累财富，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以满足个人强烈的生物和生理欲望。当竞争加剧时，人们愿意大幅调整储蓄率。一个人的储蓄相对于同年龄、同性别的人越高，其竞争地位就越好。
传统的经济研究提到“人口因素”时，往往只想到政策变化对人口数量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但竞争储蓄动机指向了第三个渠道——出生性别比的变化以及在未来几年内婚姻市场中年轻一代性别比的变化。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竞争性储蓄在数量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也不容忽视。
过去三十年，中国人越发爱存钱
中国家庭储蓄率高企，很难完全由诸如生命周期理论、预警储蓄动机、文化习惯或金融发展欠缺等传统方式来解释。
第一个可能的储蓄动机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一个人的储蓄率是随着生命的不同阶段起伏，并最后回落的。随着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占比增加，储蓄率应增加，而这与家庭层面的数据结果不符。
将个人的生命周期、储蓄周期概念套用到国家层面来看，不同国家的储蓄率不一样，可能是因为这个国家尚未进入工作年龄的人口、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的相对比例不一样。但这个讲法在中国与别国的实际数据里面不太受到支持。
第二个可能的储蓄动机是谨慎动机理论或称预防性储蓄动机，它强调储蓄是一种保险工具，可以用来防范未来不测的支出需求。
具体而言，个人储蓄的原因是，未来可能在本人或者家人遇到生老病死残等不测事件时，以防急需用钱而缺乏其他融资渠道的情况发生。
很多人认为这一理论非常适合中国的情况，因为可以想象未来各种支出的不确定性的确很多，中国养老金制度与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这个理论确实有其道理，能帮助我们部分理解中国居民较高的储蓄水平，也是理解中国居民储蓄率问题最被广为接受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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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预防性储蓄动机仍然是不全面的解释，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三十年前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为什么高企，但不太能解释过去三十年中储蓄率不断攀高的原因。
虽然中国今天的劳保制度、医疗保险与新加坡、北欧国家相比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如今的医保制度、养老金制度肯定比20世纪90年代初更完善。按照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逻辑，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应该逐渐下降才对。
第三个储蓄理论动机基于文化因素。不同国家的父母对子女关于储蓄重要性的教育不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不主张寅吃卯粮，除了买房之外不愿意贷款；相反美国人比较偏好贷款。
但是，文化因素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的居民储蓄率可以达到15%，而非美国人的1%～2%，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5%激增到如今的30%乃至更高，因为文化习惯等因素持续性较强，在短时间内难有大的变化。
如果要说文化因素有变的话，应该认识到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透支消费，那么这个文化因素应该会让居民储蓄率逐渐下降。
最后，对于中国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金融体系发展欠缺也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中国如今的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远胜于多年之前，但是储蓄率却不断攀升。
所以，以上三大经典的储蓄理论和金融体系发展欠缺都很难解释近三十年中国储蓄率快速上升的形势。
怎样让孩子更好找对象？存钱
竞争性储蓄这个概念是由我和张晓波于2009年提出来的，它的含义是除了上述三种储蓄动机之外，居民还有一个储蓄动机是要增加自己或者孩子在婚恋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与标准的生命周期和预防性储蓄动机不同，竞争性储蓄动机完全是与他人竞争。这部分储蓄的直接目标是提高相对财富水平，其最终目标是提高在婚恋市场上的竞争力。
竞争性储蓄动机实际上是对人类特性的一个描述，是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储蓄的形式不仅包括放在银行里的存款，也包括所有资产的积累。
在中国，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最重要的竞争性储蓄形式或者资产积累的形式就是购房。提高储蓄率的具体形式，就是买越来越大、越来越贵的房子，或者买更多的房子。当然，投资股票或其他金融资产也是储蓄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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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的逻辑，竞争性储蓄动机是各国许多居民的储蓄动机之一。那么为什么它在中国的表现强度会这么大呢？
这是因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过去三十年里，年轻人中男多女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使得对于有男孩的家庭，竞争性储蓄的重要性大大上升。这不仅推高了这些家庭的储蓄率，也通过房价与其他渠道，“传染”带动了其他家庭的储蓄率。
根据我们的估算，自2000年以来，中国婚前年龄人群的男女比例急剧上升所引发的储蓄竞争动机增强，在此期间对中国储蓄率的实际增长贡献了大约50%。事实上，包括新加坡、印度、越南、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出现了婚前年龄人群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因此，竞争性储蓄动机可能在这些国家的储蓄率演变中也发挥了数量上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性别比例平衡的国家，竞争性储蓄动机仍然存在并很重要，尽管由于这种储蓄动机的强度缺乏变化，很难估计其影响。
竞争性储蓄动机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性别失衡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来自中国婚恋市场的压力持续增加，源于中国不断增加的性别比例失衡，适婚男性越来越难结婚娶妻。
▲2018年8月12日，参加相亲大会的单身青年在交谈。图/新华社发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适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现象。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讲，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大致为106∶100（在没有重大饥荒的社会中）；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段（15岁到35岁）男女比例基本是1∶1。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男婴出生率略高是对男婴夭折率较高和男孩从事冒险活动死亡的自然补偿；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般适婚夫妇中，丈夫要比妻子年长一些。所以正常的情况下出生婴儿的男女性别比大概是106∶100，这样出生时的男女比例，到了婚恋时期正好使得青年男女比例趋于平衡，全世界的普遍规律原本相差不远。
中国在执行计划生育之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这一比例大概是107∶100，换言之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基本相同。但执行计划生育之后，中国就出现了新生儿性别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而且越来越严重。
▲图/新华社发
2007年，中国男女婴出生时候的性别比例大约为120∶100；适婚年龄段的比例大约为115∶100。每1.15个男人对1个女人，意味着大概每九个男性里面有一个（从数学上说）是找不到配偶的，也就是说接近11%的男性找不到老婆。
这就会出现问题，假设多数男孩的父母是希望孩子结婚的，这个时候能做什么？增加储蓄或人力资本投资都是竞争的手段之一。出现性别失衡的时候，男孩的父母希望通过积累财富来增加自己孩子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父母也可以在儿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并督促他们在学校更努力地学习。因为性别失衡使得竞争性储蓄动机对储蓄的相对贡献，要比其他动机上升得快很多，造成储蓄率上升。
爱存钱，一半要归因于性别失衡
竞争性储蓄动机有没有数据支持呢？大致有以下三大类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全国性数据，全国的适婚年龄段的人口性别失衡的程度和全国的居民储蓄上升情况非常吻合。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婚前人群的性别比例从1990年的接近平衡上升到2007年的115∶100。同期，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占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差不多翻了一番。国民储蓄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和婚前人群的性别比例显然是一致的。这个数据可以参考，但从统计上说不是很严格。
第二，虽然整体上中国男女比例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全国各地区之间男女比例失衡的程度却大相径庭。例如，安徽省的男女性别比非常不平衡，大约是120∶100，而内蒙古的男女性别比几乎是平衡的。
由于婚姻市场非常本地化（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人们为了结婚而跨地区迁移的比例很低），我们可以研究一个地区内居民平均储蓄率如何对当地婚姻市场条件的变化作出反应。如果用省市之间比较，是不是哪个省性别失衡相对严重，当地居民储蓄率更高？
答案是肯定的。也可以反过来看，因为从1990年到现在，不同省的性别失衡加剧的程度也不一样。那是不是哪个地区性别失衡增加速度快，当地的储蓄率增加也会相应快一些？我们的研究发现答案也是肯定的，数据非常明显地支持了这些说法。
第三个证据是微观家庭住户数目。竞争性储蓄动机理论告诉我们，当性别失衡发生时，有男孩的家庭的储蓄率一般会高于有女孩的家庭。不仅如此，同样是有男孩的家庭，即使父母的工作情况、收入水平与其他家庭情况相同，那些住在年轻人性别失衡较严重地区的男孩家庭就会有更高的储蓄率。
换言之，一个家庭是否有未婚男孩，与当地年轻人男女比例，两个因素共同影响该家庭的储蓄率。竞争性储蓄动机的这个“预测”是其他储蓄理论没有的。这个“预测”是否正确也是可以在实际数据里被证实或证伪的。
为了检验家庭储蓄率（可支配收入）和当地的性别比例（省区市级）的实证关系，我们也要考虑其他决定储蓄利率的因素，如家庭收入、户主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孩子的年龄以及家庭成员是否有重大健康问题。
我们理论预测的相互作用效应在数据中得到了有力的证实。我与张晓波（2011）的研究发现，在农村男性性别比例失衡严重的地区，未婚儿子的家庭往往有更高的储蓄率。储蓄高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有未婚男孩的家庭辛苦打工，然后把积攒下来的钱用来造房子，或者在县城买房子。
▲图/新华社发
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之间，有未婚儿子家庭的储蓄率往往随着当地的性别比例而上升。有意思的是，城市里有未婚女儿家庭的储蓄率，虽然一般比有男孩家庭的储蓄率低，但也会随当地性别失衡程度的上升而上升。
举例来说，比较两户三口之家，一家有未婚男孩，另一家是未婚女孩。平均来说，有男孩的家庭的储蓄率会比有女孩的家庭高一些。但是这还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两个家庭都各有一个12岁男孩，父母工作也差不多，收入也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一家住在包头，当地的性别失衡非常微弱，另外一家住在合肥，当地性别失衡非常严重（大约每六个男孩中有一个从统计上说是无法在当地找到配偶的），这时候就会发现合肥这个家庭的储蓄率会远远高于包头这家。
换言之，孩子在婚姻市场上面临的竞争程度会影响到父母的储蓄。我们实际的统计分析是列出了所有的省区市，分别把每个地方的性别失衡程度刻画出来，然后看不同地区的性别失衡程度会不会影响当地的有男孩家庭的储蓄率。研究发现男性在婚姻市场上遇到的竞争更大，更多的男性追逐相对少的女性的话，他们的家庭储蓄率明显更高。
竞争性储蓄动机不仅是一个质的概念，我们还可以统计推算出当性别失衡加剧的时候，储蓄率会增加多少，即所谓的储蓄针对于性别失衡的弹性系数。
根据我们统计估算出的弹性系数，可以推算出1990年到2007年期间，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增幅中约一半归因于性别失衡问题的加剧。也就是说，竞争性储蓄动机视角可以解释中国家庭储蓄率过去三十年增幅中的一半。
买房成为重要的储蓄形式
有一点需要明确，所谓储蓄，不仅是放在银行存款账户里的钱，而是所有个人没有花掉的收入，是推迟的消费。除了存款之外，购买金融资产、投资房地产也是一个储蓄的行为。
尤其在今天的情况下，对大多数家庭而言，购房是最重要的储蓄形式之一。性别失衡上升造成有男孩家庭购房的冲动和压力增加。这实际上是竞争性储蓄的一个推论。
在标准住房经济学中，房产被视为一种资产或一种消费品。然而，房产有时也被称为一种“地位商品”或“身份商品”，因为房产是一种非常可视、价值相对容易核实的财富形式，比银行存款、股票交易账户和许多其他形式的财富更能被观察到。
婚配竞争通过竞争性储蓄动机会促使人们追求更大、更贵的住房。由婚配竞争造成的对房产的需求在所有社会中都可能存在，即使是那些没有性别比例失衡的社会，但其重要性不容易被观察到、不容易被衡量。
相对于收入的增长，中国的房价和其他一些经济体相比似乎上涨得太快。通常用来解释房价的理论，比如货币供给、城市化在这方面的解释不够全面。因为同样的因素也应该推高租金率，然而中国房价租金比也在大幅上升。
21世纪初以来，中国婚前年龄人群中男女比例的上升引发了婚姻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由于男多女少，女方的话语权整体增加。在其他条件相等情况下，有些女方愿意嫁给拥有更多财富的丈夫；而也有一些男方会竭尽全力去购买一个超过其消费（和金融投资）需求的更大、更贵的房子。
我们发现了一个信息丰富的互动效应：家中有一个未婚儿子，同时生活在一个性别比例高的地区，增加了一个家庭想拥有一套昂贵住房的可能性。通过微观数据分析发现，这种竞争导致房价非理性地上涨，解释了2003~2009年间中国城市房价上涨的30%～48%。
高性别比例的地区，住房面积更大，住房价格更高。这种通过住房的传导机制，在城市比农村更明显。
具体来说，因为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住房市场截然不同，性别比例的上升可能会更多地推高城市地区的房价。因为男方父母通常希望帮新婚夫妇购置新房，所以房价高企加重了男方家庭的储蓄压力。
另一方面，有女儿的家庭（还有其他所有家庭）也需要买房居住，所以他们也不得不增加储蓄，缩减其他开支，来应对地方性别比例的上升。如果男方储蓄多用在女方本人身上，而不是女方父母身上，则女方父母更有压力增加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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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数据核实发现，全国性别失衡越严重的地方，房价上升也会越快。如果我们用竞争性储蓄的框架去看数据就会发现，房价租金比在性别失衡严重的地方上升得特别快。性别失衡不是房价上升的唯一原因，当然也有很多投机因素和城市化的原因在发挥作用。但是性别失衡是房价上升以及房价租金比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个因素不容易被认识到。
纠正性别失衡需要政策干预
性别比例上升导致总储蓄上升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现象，但由此产生的扭曲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得到纠正。导致性别失衡的直接因素之一是选择性堕胎，而其背后是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传统思想中重男轻女的观点，技术上年轻夫妇可以在婴儿出生前知道性别、政策上许多家庭的孩子数量受到限制。
重男轻女的思想是可以演变的。性别失衡造成男孩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这本身也会促使人们反思重男轻女的观念。这意味着男女失衡有一个自我纠正的机制。但是，如果性别比例要遵循均值自然回归过程，其回归速度是较慢的。我们的估算表明，性别失衡的自我纠正需要约两代人的时间。
在婚恋市场上的男女比例在接下来二十年里会先恶化再改善。做这个判断的逻辑很简单，因为五年、十年后婚恋市场上性别失衡的情况今天就可以知道了。
中国放开二孩对性别失衡以及竞争性储蓄、竞争性买房的影响分为两部分：
第一点，放开二胎的直接后果是新生婴儿中的性别失衡程度会降低。对大多数家长来说，并不是男孩越多越好，女孩越少越好。如果能有两个孩子，最好是一男一女。在这种情况下，新生婴儿里面性别整体失衡程度就会因为二胎政策有所降低。这个判断在数据里面也可以看到，放开二孩以后，新生儿的性别失衡情况普遍在改善，但是男女比例还是不平衡的。
第二点，新生婴儿性别失衡的改善转化到全国的储蓄率上还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政策要影响适婚男女青年比例还要等到十几年乃至二十年以后。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提高储蓄率来增加婚恋市场的竞争力是一个零和游戏。也就是说，虽然所有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希望通过增加储蓄和减少消费来提高他们结婚的概率，但这样的愿望在总体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整个国家的未婚青年人数最终是由性别比例决定的，而不是由总体储蓄率决定的。
因此，性别失衡让经济中有更多的储蓄，人们牺牲了消费，却没有减少社会中无法结婚的人的总数。如果有一个机制让所有家庭都同比例降低为婚恋而提高的储蓄，这可以用于消费，提高幸福感，但不会改变婚姻市场的结果。然而，这样的机制是缺乏的，需要通过全面二孩、三孩，甚至考虑完全取消生育限制、提供女婴补贴等更为积极的政策进行干预，纠正性别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