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控制”下外卖骑手的“虚假自由”

当下，由骑手引发的舆情、对算法的批判，与20世纪初人们对泰勒制的批判相类似。（图源：网络）

“五一”劳动节前夕，北京卫视系列纪录片《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播出，而后“副处长送外卖12小时赚41元”的视频登上热搜，外卖骑手的处境和平台垄断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有学者认为泰勒制反人性，把工人变成了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而当下，由骑手引发的舆情、对算法的批判，与20世纪初人们对泰勒制的批判相类似。但是，诸如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却在近几年呈现出用工井喷式增长的繁荣景象。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首先分析外卖平台经济就业繁荣的原因，随后探讨资本是如何通过技术对外卖骑手进行隐性控制，并将风险抛给原子化的劳动个体的。最后，在防范算法操控和平台垄断、维护数字劳动权益等方面提出破解骑手困局的可行出路。

一、新选择：送外卖何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选择

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新技术手段的不断出现，过去活跃在工厂生产线的青壮劳动力正源源不断地从制造业流向新兴的共享经济平台，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灵活就业已成为目前一种主流的就业模式。

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带动了外卖送餐业的蓬勃发展，“叫外卖”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的生活常态。根据央视财经数据，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外卖用户规模已接近5亿人，总体订单量达到171.2亿单，外卖市场交易规模达8352亿元。[1]

同时，物流送餐业的发展带动了劳动力人口的迅速集聚。根据各方数据的粗略统计，全国范围内以美团、饿了么等为主的平台送餐员已超过700万。外卖平台经济的劳动力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通过加入外卖服务业获取收入，究其原因，可将其巨大的市场吸引力来源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近用性

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信息资源的“近用性”以及随着互联网的连接性的增加而出现的新型劳动力供需匹配模式。[2]伴随美团、饿了么等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平台的迅速发展，平台上信息资讯的多样性、交互性、实时性为劳动者提供“近用性”便利，因而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参与平台就业。

互联网平台有效提升了骑手、商家、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匹配效率，使劳动者的求职成本大大减少。劳动者的技能、知识、体力也不再需要依靠传统企业组织形式，个人就能成为独立的服务提供商，从而也增强了劳动者通过平台获取收入的激励效应。

(二)包容性

受近几年去产能及技术进步条件下“机器换人”的冲击，以及2020年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劳动者特别是低技能者的就业岗位大幅减少，从而被动由“单位就业”转向“个体就业”，成为基于网络平台提供劳务的自由职业者。在美团、饿了么平台的线上培训中，新手只需要按照教学指示通过手机进行人机互动模拟，就可以在几分钟内掌握工作的全部要领。

外卖平台的准入门槛低，不仅体现在技术要求上，而且体现在宽松的应聘条件上。根据美团点评研究院以3.8万名骑手作为样本得出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表明，外卖骑手的人口学特征包括80、90后，男性，来自农村，中专、职校和高中学历。由此，基本可以推断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卖骑手的主要从业者。

(三)自由性

基于“自由”意义的劳动选择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讲，首先，从空间维度来看，平台经济对空间的依赖较不敏感，工人的工作场景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工厂体制”，而是摆脱了工厂物理空间的束缚，比如科层制管理、禁锢的等级和人情关系等，使劳动者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之中。

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看，外卖骑手可以自主决定上下班时间，行业的劳动时间相对比较灵活，这样的工作特点便吸引了很多不愿受人管束、渴望自主决定生活方式的年轻工人。这一点特别是对于有过传统制造业、低端服务业工作经历的劳动者而言至关重要。

最后，从经济动因分析，横向比较来看，专职骑手相比于专职的滴滴快车司机，如果要净入8000元，外卖骑手大约需要300小时，而滴滴平台的快车司机则需要350小时。假如滴滴快车司机的车不是自己的，即使每天在线15小时，其月净赚也很难超过6000元。[3]

此外，由于80、90后外卖骑手群体或多或少地要面临成家或养家的压力，一份较高收入的工作对他们而言十分重要。而在外卖平台经济中，骑手收入的结算周期可以以天为单位，而且无论是奖励、补贴、提成，平台都将标准和规则公开化。公开透明的工资结算方式以及计件工资制使骑手们在劳动过程中产生了“多劳多得”的公平感。

二、新风险：外卖骑手劳动过程中的风险探讨

不可否认，随着互联网接入设施覆盖性的扩展，以及使用设施的便利化降低了使用门槛，我国数字鸿沟的“可及性差异”不断缩小，劳动者的确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或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提高个人收入，共享互联网红利。然而，大数据、算法等信息技术也早已被资本掌握并广泛应用于劳动过程之中。因此，互联网技术带给平台劳动者的既可能是赋权，也可能是去权。就外卖骑手的工作而言，从事该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至少面临着三种新的风险。

首先，平台通过算法“规训”、“数据化控制”对骑手进行严密监控，把游戏机制引入配送过程中，以此制造骑手的主观“同意”。当前，算法对平台劳动“规训”的细致入微，使得外卖员随时面临多主体的“超视距监控”，例如，处在后台的区域经理实时对骑手的骑行路线、接单、送达情况进行监控，确保骑手在工作时间内不会超出自身送餐的空间范围。

此外，“快”是配送服务最大的竞争点，因此，高峰期骑手通常是同时背着好几个单，而每一笔订单的剩余时间都会倒逼骑手拼命送餐。平台为赋予消费者更好的消费体验，将骑手送餐时间的“弹性权”交到了消费者手中，消费者对骑手工作质量的评价进而直接影响骑手收入。

由此可见，平台、商家、骑手、消费者四者的权益存在很大差距。消费者作为平台、商家、骑手服务的对象，享受着较好的权益保障；平台不断缩短送餐时间，可以提早收取服务费或因此扩大市场覆盖面；商家提早回笼贷款或许还可以多卖出几单。[4]

而骑手即便可以决定自己“何时工作”以及“在哪接受任务”，但这种“自由”时刻处在算法的管理之下，骑手甚至要接受平台算法对他们实行的不同等级（普通骑士、黑金骑士、神骑士）的“差序格局式”管理模式，被迫参与一场没有尽头的“评分游戏”。而大多数初入外卖行业的骑手将这种游戏化管理方法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当作理所当然，随之而来的过度劳动的风险最终也将由骑手个人承担。

其次，平台的双重垄断使外卖骑手对平台的依赖性增强，其弱势地位也会进一步加剧。由于资本天然的垄断性，在各个互联网行业内部，经过不断的市场竞争，往往会形成个别平台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平台所有者则成为虚拟的垄断资本家。[5]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美团和饿了么双寡头竞争的外卖市场格局。从市场份额来看，根据Trustdata统计数据，美团外卖稳居第一，饿了么排名第二，两大平台共占据在线外卖市场份额93.6%[6]，基本形成对外卖市场的垄断。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劳动者想要进入外卖劳动力市场，就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平台寡头当中进行选择，而巨头平台正是利用这种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圈住”数量庞大的外卖骑手，并弱化骑手博弈和议价能力。

除了市场垄断，外卖平台借助大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建立起平台交易的数据库并形成信息垄断。由于核心生产资料——订单信息始终掌控在平台手中，这使得平台往往处于支配地位，而骑手们为了获得互联网平台信息和报酬，也只能遵循平台单方面制定的定价、派单、奖惩等劳动规则，并形成对外卖平台的依附。

最后，外卖平台企业用工“去劳动关系化”趋势明显，大量骑手面临劳动关系认定不易、劳动权益保障不到位等困境。自外卖经济兴起以来，外卖平台的用工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直营模式、众包模式、代理商模式。除了直营骑手与平台签订了劳动合同以外，其他两种类型的骑手均未与平台或第三方企业有劳动关系，而目前直营骑手占整个外卖市场的比例也逐年下降。

而我国现有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带有明显的二分法特征——“有劳动关系者强保护，无劳动关系者弱保护”，但这并不足以回应互联网时代劳动用工领域的新变化。今年4月底，北京市人社局副处长王林携巡视组与美团公司代表进行对话，美团代表承认目前在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中接近1000万人都不是美团的员工，而是属于外包的关系，只有3元/天商业险。[7]

因此，骑手在送餐途中一旦遇到工伤，往往很难找到雇主出面解决，同时，我国目前针对平台劳动的相关法律和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平台提供了避责的外部条件。此外，共享经济这种以互联网平台为中心搭建的生产关系模式，还存在多层分包、层层加盟等复杂经营业态，并产生多元的法律关系结构和用工模式，使得网约工权益更加难以保障。

三、新出路：破解外卖骑手劳动困境的出路

（一）平台技术改进与数字劳动自治的国外经验借鉴

一种路径是互联网平台开放治理和完善自身规制。自由软件运动（知名的自由软件运动包括Python、Linux等）作为一项具有解放意义的实践活动，倡导和支持开放获取以及合作主义。这意味着平台将应用程序的技术算法上传到数字公地（例如世界上最大的代码托管平台Github）当中，供所有用户学习参考、修改优化和免费试用。原有的应用程序会在全世界互不相识的志愿者的贡献中发展出许多版本分叉，用于适应不同场景的特殊性。[8]而采用其中任何一个版本拷贝的人们都不会遭到知识产权诉讼。

但是，算法的开放度、宽容度都属于算法的技术指标，实际上，比起改进算法的精准性，或者下放外卖骑手时间限制的弹性权给消费者，最需要改变的平台自身。因此，更为正确的举措应该是平台企业自身考虑转换经济效率的频道，把对单量的追逐转向对服务质量和每单附加值的强调。

另一种路径可以是外卖骑手的数字劳动自治。首先，骑手可以借助社交媒体在外卖平台之外建立自己的社群团结网络，不同区域和平台的骑手通过讨论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形成有一些有约束力的共识，对平台企业发起诉求。

其次，寻求消费者的支持。按照国外“消费者道德运动”的假设与实践，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道德标准提高有助于推动平台企业改善劳动条件。[9]道德标准在这里指的是消费者判断自己购买的产品或享受的服务是否会对生态环境、工人权利等方面带来影响。如果他们认识到自身的消费会带来不利的社会后果，就会选择不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或者愿意出高一点的价格购买符合自身道德标准的东西。

（二）应对外卖平台双重垄断的对策建议

如果放任现有巨头平台对市场的垄断，也许未来我们所有人都将如外卖骑手那般生活在资本塑造的数字极权之下，最终沦为互联网平台下的“数字难民”。而这种趋势其实已经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地方有所体现，比如，外卖平台虽然没有明确要求商家“二选一”，但如果是非独家的合作，扣点则会上升约5%。还有大数据杀熟也是一种涉嫌利用垄断地位的行为。因此，在政府监管方面，不能仅局限于其市场占有率，而是应该重点对平台行为进行动态监管，核心是关注其是否有破坏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行为。[10]

然而，从互联网平台本身来看，由于网络效应、多边市场效应等的存在，对互联网寡头的监管，在使用拆分等结构性监管方式时需要更为慎重。今年4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已依法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涉及的法律比较多，包括竞争秩序、消费者权利保护等方面，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有必要对互联网寡头垄断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等进行整合，并统一执法部门。

另外，针对平台的信息垄断，我国可以把区块链技术作为保护数据隐私、解决数据垄断的重要突破口。研究开发去中心化、分布式的数据存储系统，以便让消费者和外卖骑手能通过自己控制数据更好地保护个人数据隐私，甚至选择如何将这些数据用于获利。

例如，可以借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TimBerners-Lee发起的分布式网络项目Solid。它是一个奠基在既有网络上的平台，用户能够自主选择数据的存储位置，以及决定哪些人群能够访问哪些特定的数据或程序。因此，数据信息不再高度依赖于互联网企业所搭建的平台，而是分布储存在区块链中的每一个参与节点之中，从而打破了亚马逊、谷歌等平台对网民数据的收集与垄断，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P2P数据管理模式。

（三）平台经济“去劳动关系化”的治理方向

为适应互联网时代劳动用工领域的新变化，一方面，需要尽早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惯性，正视互联网时代用工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当前，保障外卖骑手群体的权益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2021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建议我国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需要调整，社保缴存制度需要推陈出新，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社保体系。

具体做法可以将外卖骑手纳入“第三类劳动者”，对于非典型劳动关系的认定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保护。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通过司法途径对骑手提供特殊保护，如美国司法中的“经济从属性独立承揽人”和日本的“契约劳动”等来拓宽过于狭窄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

另一方面，可以将骑手的工作时长、接单数量和主要收入作为劳动关系认定的考虑因素。骑手每月的工作时长、接单数量和主要收入是劳动关系经济从属性、人格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的重要体现。根据国内几所大学的研究团队针对武汉、北京、上海的外卖骑手工作时长和收入情况作的统计，骑手每天的工作时长以8—12小时为主，平均接单量在30—50单之间，收入集中在5000—8000元之间。

由此可以判断，骑手当中有很大比例处于全职状态。而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长越长、接单量越多、收入越高也说明与平台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越紧密，因此，在审理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案件时，可将上述因素考虑在内，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参考文献：

作者：姬煜彤，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